汪曾祺胡同文化读后感篇1：
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欺凌，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 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汪曾祺胡同文化读后感篇2：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汪曾祺《胡同文化》鉴赏说明
一、整体感知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现在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说起文化，许多人可能觉得高深莫测。探讨文化问题，必定是学者专家的“专利”。而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二、胡同与胡同文化
曾经是北京城市重要象征的胡同、四合院，狭窄、拥挤，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落伍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变化。交通不便，街区各种生活设施落后，公用服务跟不上，成为胡同和四合院难以根治的顽症;而扩宽街道，危房拆迁改造，莫不涉及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没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虽然许多人留恋胡同，留恋曾有的岁月，怀念邻里情谊、大家庭般的温暖，但是这些温情都阻挡不了胡同的没落。
胡同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作者有如下概括：“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等。可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应该有弘扬，也应该有抛弃。作者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从作者的言谈话语中，我们还是能看得出作者的判断的。
胡同文化，并不是仅局限于住在胡同内四合院里的人。北京这些年发展很快，很多胡同、四合院消失了，许多人搬进高楼大厦，住上宽敞的公寓，甚至拥有私家别墅，但是胡同文化的传承仍表现在他们的身上。富裕的现代生活，并没有隔绝他们和胡同文化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如楼里一个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姑娘一个耳光，作者要主持正义，而同楼住的两个老北京却说“忍着吧!”胡同文化的根性，仍然深植在这些人的心中。
胡同是没落了，失去根源的胡同文化也将没落，不过文化的没落不等于物质的消失。胡同文化会转移、分解、传承到新的载体上。在迈向现代文明的旅程中，既要创造新的文化，也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胡同文化的内涵，哪些该继承，哪些该扬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作者的感情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的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四、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
上了架后，“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这时的`葡萄藤俨然一个正在养精蓄锐的壮劳力，又如一个即将生产的少妇。它是那样兴奋，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它正跃跃欲试，想在这大好春光里创造累累硕果。
四月，浇水。葡萄渴望快快长大，它“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并且“整池子的喝”。只消几天功夫，就变成了青枝绿叶的一大片。
五月，开花。“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它不想开出雪一样的苹果花，也不想开出月亮那样的梨花，因为它要快快的结果。一个月后，“下葡萄”了。它完成了创造的使命。然而，这不是葡萄的终极目标。“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这种奉献精神，才是它的最高追求。
作者就这样把葡萄的活力、创造力、奉献精神形象地展现出来了。它生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命的复苏、兴盛、发光发热、创造价值的过程。我们从这如火的生命历程中，领略到了自然之美，体味到了作者对葡萄、对劳动、对人生的热爱。而这一切的创造者是谁呢?——劳动者，这就自然引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歌颂和赞美。
在作者看来，劳动者是美的，因为他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而劳动更是美的，劳动本身就是一首诗。
《葡萄月令》行文布局很有特色，从一二十二按月写来，看似一本豆腐帐，其实是裁剪极有章法的。以“编月体”的形式记述了葡萄开花结果的全过程。但不是从植物学的角度做客观介绍，而是从果农劳作的角度或工笔细绘或写意勾勒，展现了不同月令葡萄园里的繁忙的劳动场景。
作者的笔下，果园本身就是美的。雪落时洁白安静，雪化时青翠碧绿，浇水后润泽清新，开花结果时艳丽斑斓……
而那一个个劳动的场面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空间展开了。作者善于运用诗意的文笔写景、叙事、状物、抒情。因此，葡萄园里的劳动也就如诗一样动人，充满着喜悦。
且看这一段文字：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请”字把前面备料、刨坑、竖柱的活儿写得轻松有趣儿了。我们似乎看到了果农们劳动时满面笑容、精神焕发的样子。“趴”字把老藤写活了。它休养了一个冬天，出来舒展舒展筋骨吧，该干活了。“呆”以静写动，呆着干嘛，要喝水呀，放叶呀，开花结果呀!你看，“得费一点劲”的“葡萄上架”这个劳动场景，在作者的笔下被点染得多么俏皮、轻松、愉快。劳动不是诗又是什么?
“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这段“下葡萄”一节，淡淡写来，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劳动不是诗又是什么?
“葡萄下架。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召帚扫成一堆，装走了。葡萄园光秃秃。”
纯然的客观描述，除了写劳动还是写劳动。果农的活干得细致又干脆，这里贮存着明年的憧憬和希望啊。劳动不是诗又是什么?
葡萄入窖后，“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只剩下发白的黄土”。萧瑟吗?不，有了一年来丰收的喜悦，埋下了来一年丰收的希望，置身于“眼界空阔，一览无余”的果园，是别有一种宁静安详的氛围的。下雪了，飘零的雪花、银白的果园里，果农扛着铁锹踏步而来，这是一幅多么富有诗意、充满田园风光的图景啊!
劳动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美，劳动着是美丽的，这就是本文要传达的主要思想。作者把劳动写的很“实”，有时甚至是不搀杂任何主观色彩的介绍式的描述。如，“备料”“施肥”“下架”等内容，这是为了表明劳动毕竟是累的。但是，劳动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手段，再艰辛的劳动也是美好的。只有置身于劳动的实践中，才会对劳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散文要有形象，不论抒情散文还是叙事散文。为了表现劳动的喜悦，作者在文中为我们呈现了三类形象。
一类是葡萄。作者笔下的葡萄，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既是自然界万物“竞自由”的写照，也是具有这种品格和精神的人的化身。
二类是葡萄园的主人——果农。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写不是像小说那样通过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去刻画，而是通过正面写劳动的程序带着劳动的人。因此，我们很难说出每个果农的具体形象。作者把着力点放在对葡萄管理的程序的介绍上，是忽略了劳动者吗?当然不是，这恰恰是本文写法的独特之处。
果农的具像不鲜明，因为作者的主旨也不是在刻画人物。换句话说，他是要表现劳动，而其次才是劳动者。用电影的语言来说，作者展现给我们的劳动者只出现在画面的边缘，且只是一小部分——或是一双手(在剪枝、在喷药、在收获等)，或是一双脚(在挖土、在压实筐盖等)，或是远景的群体背影。而这样的画面却实实在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的朴实、耐心、平凡以及对生活大爱无言的深沉的情感。劳动的艰辛被喜悦代替了，劳动的单调被葡萄蓬勃的生命代替了。劳动难道不是诗一样的美好吗?
三类是作者自身的形象。文章把“我”隐的很深，但是任何优秀的散文都不能没有“我”。“我”分明就在劳动中，是劳动者的一员。“我”用劳动创造了美，“我”在劳动中发现了美。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一味地用轻浮的笔触赞美果园的诗情画意，或者赞美果园美景的同时发一通“谁知盘中葡(萄)，粒粒皆辛苦”的感叹，则文章就失去了对生活本质的开掘。
再联系写作背景，本文所描写的，恰恰是作者在被下放到干校时的劳动场景，便更可以领略到“我”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本文充分体现了作者“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蒲桥集》自序)的创作主张。内容上表现为极客观地写实，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决不“旁逸斜出”。恰恰是这种写实的笔墨反而达到了寓情于景、寓情于事的艺术效果。比如，“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简练平淡的描述中，透出春的无限生机。
语言本色、很少修饰，多用短语和口语。“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等等。作者似乎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和老朋友聊天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由于口语色彩浓，有时看似啰嗦多余的句子，却别有韵味，如，“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月令》可以当作乡土诗去读，“月令”就是每个月的葡萄园美得都是词中的一首小令。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说明文，介绍一年之中与葡萄的种植、培育、采摘、贮藏等有关的“知识”，从一月到十二月，像记流水账一般。其实，倘若反复阅读就会发现，这是一篇相当别致的抒情文，其重心不在那些如同法则(“令”)的“知识”，而在于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情趣与情调。
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结构散漫、随意，全篇以十二月份为基本框架、以葡萄的生长为基本线索，来组织文字。“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一般特征，但本文将这一特征推向了极致。它看似没有章法，不刻意求工，实则体现了更高意义的严谨，显示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境界和笔力。这是一种摆脱了起承转合的羁绊，真正做到挥洒自如、随心所欲、无意为文的境界，行当其所行，止当其所止。因此，本文的写法属于那种“苦心经营的随便”，自然的文字如行云流水，展现着作者的胸怀、学养和志趣，既熠熠生辉，又摇曳多姿，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妙处。人们赞叹说：《葡萄月令》“将葡萄这颗小小生命一月一月写来，竟然写出了一个生命的宁馨儿!”(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一月，下大雪。”首句简明地点出了季节，接下来的“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随即渲染了一种静谧的氛围，让读者进入一种沉静的心态，迎接葡萄的出场：“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一下子打破了前面的静谧，气氛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葡萄出窖的情景，譬如叶子的细微变化。三月，葡萄上架从准备到上架再到施肥，写起来也是事无巨细;接着进入四月，大段的文字只是讲了浇水;五月，作者由打梢谈到葡萄的“瞎长”，由掐须谈到葡萄卷须的“甜味”，随后漫延到葡萄的开花;六月和七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则是一笔带过;八月，葡萄“着色”的情景和下葡萄的过程，作者对此也是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至此，收获完葡萄后文章按说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忽然笔锋一转，“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荡开了一笔。经过十月的匆匆过渡后，又迎来了十一月葡萄的下架和十二月葡萄的入窖，还有“检查葡萄窖”的事情。
可以看出，全文虽然按十二个月来写葡萄的生长和收获过程，但有些月份详细些，有些月份简略些，有的甚至并不涉及葡萄生长周期的事情(比如一月、九月、十月)。这种张弛有度的安排，加上每个月份间醒目的空行，仍然属于“苦心经营的随便”的结构技巧。总之，这篇散文在平实自然的外表下蕴涵着深厚的情韵，是一篇高妙的写意之作。
问题探究
一、如何理解文中多处的疏淡笔法?
本文是一篇将散文之“疏”推向极致的佳作。它从一月顺序写到十二月，在整体上显得疏简、随意，通篇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看似漫不经心，不少段落也十分自然、简洁。但它的“疏”，更多是去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枝蔓后所呈现的干净利落，所体现的是一种游刃有余的姿态。它应该属于语“疏”而事“密”的那一类散文，在其俊朗、清疏的字里行间，其实弥漫着非常丰厚的内涵和意味。
二、通过此文可以看出作者怎样的心境?
这篇散文的“疏”是一种高妙的表现技法，是与作者那淡泊、平和的心灵境界分不开的，显示了他飘逸、洒脱的人生气度。所谓“文如其人”，正如有人评价汪曾祺：“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文与人的相得益彰也说明：“疏”绝非空疏、粗疏之意，法无定法也并非散漫无度;不仅作文如此，做人也是这样。
三、文中开头和结尾都写了雪，有何作用?
本文以“一月，下大雪”作为开头，铺陈了一种静谧的情调;结尾处又以“下雪了”算是回应开头，似乎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不过，此处写到雪，没有简单地复归开头的静谧氛围，而是显示了生活的某种延伸，比如作者谈到在雪天“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担心老鼠打洞让葡萄“受了冷”。
四、文章中的疏和密是怎样体现的?
葡萄十二个月的生长情况不全是详细介绍的，而是详略有致：文章重点放在三四五八这几个月上。因为上架，吸水，抽条，长叶，开花，结果是整个葡萄园生命涌动的的时刻，是充满活力，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最能让人为所见到的自然生命而感动的时刻，所以作者对其进行详尽的描写。其余部分略写，但也不是草草了事的，比如一月，虽然只有短短三行字，却写出了果园的宁静和美丽。大雪无声，葡萄睡着，多么祥和安静啊，而到结尾处，葡萄又入窖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与开头呼应起来，虽然践履，但意蕴深远。
语言品味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是一种诗化的语言，不斧凿、不堆砌，力求准确、简洁，崇尚朴实、自然，在意境上下工夫，显得疏淡、雅致而含蓄。他重视语感和语流，充分营造文字的氛围和节奏，其重点不是告诉读者话里所包含的“意思”或指向，而是提供一种意味、趣味或者韵味。这也是他自己所说的“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人评说，汪曾祺的文字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很有味道;每句话看上去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但词与词、句与句之间有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故能姿态横生，气韵生动。可重点品味如下句子：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这里的“碧绿”二字，十足让人玩味;
“把立柱、横梁、小棍……中等的，六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摽紧。然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虽然显得繁琐，却丝毫没有拖沓、冗赘之感;
“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极富形象感，十分鲜明、传神。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巧妙的譬喻在不经意间完成。
“哎，它起来了!”“它真是在喝哎!”“可是它耗养分呀!”“可是你得快来!”“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通篇的闲话体式，不时夹杂一些道地的口语，增强了语言的活力。
此外，文中标点符号(特别是句号)的使用看似随意，实则精心，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摽紧。然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不仅有效地保持了语气的停顿，而且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节奏。
汪曾祺《葡萄月令》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汪曾祺老先生写的《葡萄月令》。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葡萄的生长过程。冬天过去了，积雪融化后，人们把葡萄藤从地窖里挖出来，等到天转暖了，就将它们插到湿润的松土里，然后就是浇水，浇很多的水，因为葡萄不像其它植物只喝一点儿水，它是太能喝水了，一缸一缸地喝啊!过不了多久，葡萄藤上就长出了一大片青枝绿叶，于是，每天除了浇水还要喷药、打条和掐须了。打条和掐须是为了防止疯长的枝条和卷须吸收过多的养分。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葡萄枝叶就爬满了架，站在葡萄架下，如果细心的话还能看见小小的葡萄花，淡淡的黄绿色，不久这些花儿就变成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到了七月，还要给葡萄追一次胺肥，八月，葡萄着色了，终于可以下葡萄了。把葡萄一串一串的剪下来，然后装筐运走。这时还不算完，还要再喷一次药，然后把葡萄架子拆了，有用的留着，没用的烧火。
我没有种过葡萄，读了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原来葡萄要喝很多水，而且每天都要浇水、喷药、打条和掐须。 但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种葡萄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就像养孩子一样，要仔细观察、悉心护理，只有付出了才能有结果。
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
《胡同文化》读后感1
百姓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他比镜子更透彻，一切美好与丑陋都清晰可见，从没有修饰加工过的另类之美。生活就是百姓文化的表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反映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历史铸就的，在他面前无可挑剔也无可批评。一切似乎是顺其自然而形成的，却又充满曲折，当一切都流向正确的方向时，我们只能继续优良的，而尽力避免“逆流”与“迷路”，对于某些精华的片断有也只能留念。
离我们不远，刚逝去的这些片段中也必有这一幕——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古今交界处百姓文化的代表，自有一番广博的世界。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清政府统治而达到顶峰，也因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而使其倍受凌，辱，是封建的大高院还是手工业商业的集聚地都将在那些瞬间被决定。也许民族的大杂居将人们的建筑习惯推向历史高峰，于是封建的高墙与市民的精细结合，迷信的方位与理性的情感结合，纲纪的秩序户与情感的交流结合，自然地形成了“胡同”。“胡同”的院落方正有序，井井有条，又不失邻里的交往，向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胡同”的名字更体现了百姓的大智，像是在思想层层束缚下的挣扎，一片受污秽感染却自由活泼的天地。对一座城市来说，“胡同”又完全像是静脉，不必是主动脉或大静脉，仅仅毛细血管也可以决定其生死。当时的中国人民又何止是受夹板气，封建统治者禁锢其思想，束缚其行动，又剥削其血肉；帝国主义的到来并没改变什么，反到又加上了殖民统治，哪有洋大爷不都得躺着，手工艺品卖不出去又能怎样，干完活之后没被饿死不就万幸了吗？这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忍”但“忍”一时不代表会忍一世。薄进而少出，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追求什么别的，一个“忍”字背后有多少辛酸，看似消极的背后有多少反抗，说出这个字需要承担多大的无奈？但这还不能看作是“胡同文化”的全部，有的人将“忍”忍到底误解了“忍”，但更多的人只暂时一“忍”中华民族的气节还在心底，于是才有今天的一切。
历史风云变幻转瞬即逝，而我们后人除了怀念当时的经典外，更应当借鉴其精神，追究缺点是必须的，体谅情怀同样必不可少。总之，历史是人民造就的而不是由支配人民的一幕幕组成的，人的历史终究在于人。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高中语文第一册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胡同文化》读后感2
胡同，一听这个字眼，让我们不由的想起了北京，在我的印象里，北京不仅是帝王之都，也是现代文化中心。北京城里有大大小小的胡同，人家说起北京胡同多，有名的三千多个，没名的数不清。胡同原来的意思是水井，胡同的名字也千奇百态，有按计数起的，有按名人起的，还有按行业起的，各样的都有。胡同见证的时代的变迁！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那里居住的人大都不愿搬家，就是我们说的舍不得挪窝。胡同和四舍院是一体的，是他们居住的一种方式。北京人的理想住处是独门独院。生活在胡同的老北京人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一、讲究，好面子，谁家有个事啊，相互问候一下这个礼数是不会少的。但是平时不爱来往。
二、容易满足，对于物质要求不高，大白菜情节特高，有人说北京人一辈子吃的白菜摞起来比北海白塔还高！
三、好热闹、不爱管闲事。
四、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有句话最形象：睡不着眯着！
胡同文化是一种小市民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文化和胡同正在消失。作者是在胡同长大的，他对正在消失的胡同和胡同文化有一种惆怅和留恋！但是他又清楚的认识到这种文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能表示无奈！但是在最后，他说再见吧！胡同。又表现出了作者的洒脱！
北京现在成了一个快节奏的都市，我觉得在建筑上保留一些胡同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胡同也是北京的一时代标志！
《胡同文化》读后感3
从小就很喜欢北京，尤其是老北京，这种喜欢里有说不清楚的复杂的印象。一想到它，心里仿佛就暖暖的、潮潮的，像春日午后的轻风吹过。中间又浅浅淡淡、若有若无地夹杂着一丝儿眷恋，一丝儿怅惘。总之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感觉，正如读完了老作家汪曾棋这篇《胡同文化》之后所有的。
北京我是去过的。眼里的北京和别的大城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高楼林立，汽车潮涌，人们都忙忙碌碌的―一个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的城市。然而不知为什么，在这样的“北京”面前．我并没有感到原来想像中的兴奋，相反，心里总是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失落和茫然。这，似乎并不是我印象里的北京。那印象里的北京“该”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还是说不清楚。几白年帝都积累下来的喧嚣繁华，利落铿锵的京腔京韵，故宫金光闪耀的琉璃瓦屋顶，或者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安街，好像都是，好像又都不那么完全。印象里的北京，不是一幅画儿，而应该是一部电影，是一个充满了形形象象、熙熙攘攘、喜怒哀乐、鸡毛蒜皮的历史的、文化的、活动着的北京。就像文章里写的那样。大方块儿的北京被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胡同隔成了一个个小方块儿，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接。而老北京的灵魂―北京的人们就居住在方块儿里，穿梭在胡同里，一代一代，一年一年，房子渐渐旧下去，胡同的名字兴许也被念错了。更不用说四合院里，胡同之间，发生了多少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故事。
但北京还是北京，日益灰暗下去的城市基色并没有削减五朝帝都的豪气。北京人还是北京人，说起话来依旧钢刀切萝卜似地又脆又快，走起路来仍旧慢踱稳迈地不慌不忙。也许，正是历史上数百年长处天子脚下，已经有太多的风雨来让他们习惯了这种从容平淡、宠辱不惊。那么，大概这一条条记录着北京沧桑变迁的胡同，应该可以算是印象里北京的一种最标准的存在状态了吧。
想到这里自己也有一点好笑，读了一篇文章，怎么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但再想一想，也不奇怪。无论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都是有昨天，有历史的。我们都从过去一步步走来，继承、发展、更新。时间是不会中断的，所以对于过去，我们不可能切断，也不可能忘怀。我相信我对老北京那种奇异的牵念来自天性，那是流淌在文化积淀的血液里的故都的音符。
《胡同文化》读后感4
南方的冬季从不稀罕光明磊落，湿润润了一整个年末。便是偶尔飘落的雪花，也不情愿，出了彩。在北方时常想念这块地儿，是春天、夏天，连凄怆的秋天也不寻常，可严冬呢，寒气痛彻心扉，臆想恶毒几分。这几日，更胜往年，家中苦坐许久，天气却很好，心便扑到了窗外头，随着初醒的早晨融化了。是一声画眉，不远的巷口，双腿终于不听使唤地迈向前，身子也靠了靠，屋外走走总好过闲坐成眠。印象中，家乡的冬景不曾伴有音韵，像是黄梅戏带着摇滚范，特意出丑取悦他人似的，过些时日，怕是架子鼓的尾巴也要露出一二。可耳边到底仙乐暂明，不免窃喜，带点惊讶，好似是觅得一知己。
鸟类学家嫉妒地让人生气（少女怕还得泛起红晕），何其幸运，天使相伴。上回接近这小生命还是漫漫炎夏的北京，而今却是晚冬的江南了。北京多鸟雀，提笼架鸟的人也多。我喜欢这番吵闹，更喜欢这信鸽掠过，尘雾中的北京。
仅存的记忆里，偌大的北京同当代中国的其他大城市都有着区别，这是种由内而外的残破感、历史感。却又不同于古文献中描绘的残旧的古城墙，更比不上希腊雕塑中那不可言喻的残缺美，它很不一样，它是当代中国发展带来的轻快的年代感，并不厚重。在大多数人眼中，美感是不可能赋予这样的建筑群的。但是，北京的城市精神，却就在这残败声中立地生根，恍惚间，便苍天古木。
老北京的遛鸟文化从何谈起，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汪曾祺老先生对此很是了解，若有兴趣不妨仔细品品。而我只是觉得，这平淡的啾啾声，与三十年的北京相依相随，密不可分。
一旁汽车鸣笛，人多了，三五成群，连画眉也放缓了频率。于是也不细想，一人，走进了这深巷。
巷子窄窄的，幼年常来，确实天然的步行街。循着声儿，快走几步，薄薄的炊烟在远处不慌不忙地飘散，眼前三个年轻小伙子，有说有笑，慢步向对口，又等待许久。此刻小雨闲闲落净，青石板着实有些晃眼，鸟鸣也转急了不少，可几位年轻人却并不着急，倒是这声啾啾不合时宜了，作罢，突然消失了动静，似有怯意。好一会儿，屋内探出一身影，房间暗暗的，看不清模样，约摸是个女孩子吧，说笑几声便走入屋内，这一回，大门切切实实的关紧了，不便久看，缓缓回过神，却烦乱不少。
望不得源，解不得法。眼前的三位年轻人，身影竟与远在北京的老大爷慢慢重合，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近却又不可捉摸的东西。但时空毕竟是不可避免的鸿沟，不然，眼前的房屋怕是还得凭空再挪二尺吧。
记忆中，北京城里的小胡同大都宽敞，带点皇城的气魄，（小的或许见不成，北京胡同太多了，外乡人是不能定论的）却并不喧闹，安安静静，很舒服，胜过了摇篮，是母亲的臂膀。夏日晌午的蝉鸣自然是另当别论。胡同口，大约三五步，该有家小店，不售凡杂，唯花鸟虫鱼，像是一居雅处。久而久之，人来人往，成了风景，这便是所谓的人文景观。这样的妙处，在北京常见，也有趣，伫立片刻，便能身心愉悦，该去多坐坐的。
早上人不多，正午刚过，几个身影。两人对子，旁人便静静地看。照例是老人家，不时也有年轻人，都不说话，下棋，看棋。几小时，一下午，漫漫时光何其多。这景象入了画想必也是好看的，头顶绿荫，芭蕉扇去不走火气，伴着鸟鸣声，好不惬意。一棵古树，繁茂，葱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树下依然观棋不语。可古树呢，枯叶落入木野狐？
现代北京的胡同与老北京有些区别，不仅仅在于外观，还有着内在。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说这话的，不出生在此都没有资格，只是个人理解。
北京，大四合院，四方正正，皇家气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自皇脚，不免自傲自豪，藏于内，不发外，人之本性。可笔直的街道却也养着安分守己的良民（妄下论断），老北京。
胡同，源自蒙语，水井的意思，人依水而居，傍水而聚。历史追溯上百年，都是各有魅力的小巷。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来陌生的称呼，像上海一带便呼作弄堂，也很好听。小巷老街的发展，中国历史的缩影，开枝散叶，各有特色。基于城，立于民，薪火相承。
老胡同联系北京城，形成更为小众的文化，是谓胡同文化。发展至今，便又有了新面貌。
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城，较原先少许古意，多的是新气象。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或算不得历史），新旧接替，别有一番风味，另有一地风情。胡同依旧，笔直、率真。可人，喜新厌旧（非贬，本心而已），改变总是快于物件。纳新乃善事，拿来！弃旧却得辩证对待，不做详谈。这般发展却是并不能全盘否定的。
留不住的总是保持着离去时的身影。古树也到底落叶归根，不曾理睬一旁的棋盘。人少，安静。不见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声声响笙向深深。简单的倒像极了从前扬州的小巷子。整条街没日没夜便横躺在这土地上，依旧是笔直的，也不斜眼看那高楼，若街巷有年纪，也算是垂暮耄耋之年，半百便知天命，现在快化仙了。
留下的忙忙碌碌，时常遛鸟一聚，麻将一聚，很热闹。而转角的小饭馆成了文化中心。老板娘也如故，笑面春风，四面玲珑，至于半夜失眠，大概也眯着眼吧。大家都好得很。
自古不变是人心，文化也是人心，中国文化，懂得变通，圆滑嘛!等以后成了仙，怕还能竖起一字碑，刻大字：某某大胡同。以供世人瞻仰，还能拍照留念，而到此一游之类应当是彻底消亡的，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一路走走停停，抬头看到的是电线杆子，少了几只麻雀，冷清不少。耳边的画眉突然变了调，成了布谷。四顾无人，当是小屋子里传出来的。这条老街真的老了，短短十年，记不得它原来的容颜。嗅觉记忆却深刻，熟悉的老味道，仿佛昨天，老酒还在那儿。我原先是未曾听说这儿有养鸟雀的，耳边也从未曾喧闹。或是这几年兴起，向其它地儿取的经，是新发展。在屋外徘徊了一阵，屋内的叫声变着法儿，都很好听，可到底没了当初的欢喜，只得转身离开了。
终于不再回首，回首曾经，未来还有新未来，希望还有新希望，一切都会好的。只是失眠，是眯着眼，还是放空想想她，怕也未知。
第一次相遇是北京，好久未见了吧。
《胡同文化》读后感5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同里的市民文化则成了汪曾祺研究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看到汪曾祺选择了北京胡同作为表现市民文化的载体。汪曾祺的文字犹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由畅快，平淡之中富有韵味，如此淡而有味的文风贯穿于此篇作为汪老为摄影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之中。本文将从胡同文化中的“忍”文化着眼，来分析汪曾祺先生面对日渐衰败的胡同文化的复杂心态。
汪老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这种“忍”既体现在面对政治局面变化的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比如汪老以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为例；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人事处理上，例如文中提到旁观者对于小伙子为小事对开电梯姑娘动手打人却漠视及不加谴责，这都可以归类为北京人精神生活上的“忍”文化。至于北京人物质生活的“忍”文化则可以通过汪老之前所描绘的“北京人易于满足”并且“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来作深刻地了解。我想，以上举例都不难看出“忍”已然成为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而非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而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便是：封闭、自足、忍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其中夹杂着汪老对“忍”文化的可怜可悲之复杂的心情。
《胡同文化》中汪曾祺通过引用北京俗语“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来揣摩北京人“忍”与“耐”的处世态度。纵观北京城历史悠久的君王统治文化，令人不得不惊叹封建文化对于北京人生活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当习惯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北京人只有“忍着”“耐着”“眯着”才能保住性命。汪曾祺对于北京人逆来顺受的文化心态是持有针砭的态度，而“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七个字则进一步印证了汪老对于北京人处世之道的嘲讽以及揶揄，从而也自然而然引渡到了胡同文化衰败的必然趋势。
稍微细心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喜爱但并不迷恋，对胡同文化的消亡感伤但并不悲惜。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社会里，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汪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怅望低回之余，也豁达乐观地对着将逝的胡同文化道一声“再见吧，胡同！”汪老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为正在消失的老胡同、已经枯朽的旧文化唱了一首哀而不伤的挽歌。汪曾祺耳濡目染了胡同文化几十年，与胡同的一朝一夕都透露出汪老对传统文化魅力的留恋低徊。在面对见证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胡同正在经历的没落，汪曾祺的内心是矛盾且复杂的。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审视、剖析让笔者思及，每一种抽象文化都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存在，而生活中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也许都蕴含着某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细细观察，认真体会，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常常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想这亦是汪老能带给我们读者最有意义的一味感悟。